流亡、政治和個人生命史經常是盤根錯節纏繞的共同體，《星國戀》是個主打舐犢深情與遺憾的流亡敘事。新加坡政府禁映這樣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權紀錄片，卻使國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滿足好奇心的舉動，變相地為原來受限於小眾的傳播形式，進行了「國家級」的宣傳。許多人心裡有數，《星國戀》與其說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元素，毋寧說此舉乃另一種舐犢情深的表現。
【文／潘婉明】
在國外影展屢獲獎項的人權紀錄片《星國戀》（To Singapore, with Love）經新加坡媒體發展管理局審訂為「任何分級均不允許」（Not Allowed for All Ratings, NAR）級別，頓時未映先轟動，特別是當該片在鄰國馬來西亞幾個城市公映時，吸引不少國人越堤觀賞，挑戰了邊界對禁令的效力，也相當程度呼應了影片所突出的流亡與疆界主題。
《星國戀》被禁映的消息傳出，許多人為文談論政府此舉及其必要性，除了網誌、布落格貼文外，連官媒也刊登了數篇觀點還算中肯的時評，一時熱鬧極了。而政府方面則有最高規格的回應，總理李顯龍指馬共的鬥爭是暴力，他們假議會路線之名行武裝奪權之實是已無異議的歷史記錄，儘管有人為了取得博士學位而持相反的觀點。
《星國戀》定位為人權紀錄片而非歷史的。片中乃以9位流亡者（及其他政治扣留者、家屬）的生命經歷為主軸，貫穿連結成一篇流亡敘事。9人分居倫敦、曼谷、合艾和勿洞等地，他們分別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因不同的政治事件中逃離新加坡，其中6人具有馬共身份，有兩對是夫妻。除了上述地點，導演陳彬彬還奔走在新馬泰各地採訪其他人士，出席新書推介、喪禮及追悼會等活動。本土左翼歷史是陳彬彬多年關懷的課題，《星國戀》只是這個關懷的進一步探索和跟進。因此，它所呈現的面貌，理應經過時間的沉澱和成熟的思慮。而我看不出來，《星國戀》在整體構思、取鏡和剪接上有太鮮明的政治意圖。
生命點滴為主軸的流亡敘事
《星國戀》主述流亡。片中的流亡敘事以生活點滴而不是政治，甚至不是歷史為主軸。影片首先從何元泰的家庭生活展開，美食即鄉愁；然後洪瑞釵醫生敘述她與亡夫邱甲祥在流亡前夕結婚的經過；鏡頭轉到泰南勿洞劉波喪禮的現場，黃信芳談滯留或老死在異地的新加坡籍同志；接著陳華彪回顧他被扣留一年後作出逃離新加坡的決定；洪瑞釵再談她35年的流亡生涯與鄉愁；陳華彪說有朝一日，他要攜著當年帶出來的那兩口皮箱重回新加坡；然後何元泰談初到英倫的苦楚，因流亡身份年屆60才敢組織家庭；陳華彪述說在英國學法，希望成為律師返回新加坡，而國家卻褫奪了他的公民權；陳喜金和葉婉珍夫婦講述為了躲避1963年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結果「被逼參加馬共」，和談後不得回返，惟有入籍泰國；洪瑞釵談亡夫邱甲祥的家書，以及他堅定保有靈魂的意志，她從邱的實踐和態度體會到自由價值無國界；何元泰的妻小得以入境新加坡，他卻在長堤對岸望國門興嘆；他講述要讓幼子取得新加坡籍，未來回國服役，無奈條件不符；陳新嶸對著鏡頭宣讀〈轉籍隨想〉；洪瑞釵從黎巴嫰的戰火中體會到世代流亡者賴以求生的信念；陳華彪在吉隆坡辦新書發表會；賀巾和蘇世華夫妻談部隊生活點滴，他們作好戰死的準備，沒有想過分離15年後還可以跟孩子們重逢；在吉隆坡，洪瑞釵和朋友們共聚在林福壽醫生的追悼會上；已故陳仁貴律師的夫人開車載著洪瑞釵前往探訪賽．扎哈利（Said Zahari）；賽的獄友陳國防談他繫獄4年半釋放，出國深造4年後復返，賽還在牢裡；何元泰高齡94歲的老母來到新山團聚；最後，洪瑞釵假設若這一切都沒發生，她應該會成為重要人物，賺大錢，生養孩子，免除母親對她的心痛。
縱觀影片內容，除了陳華彪和賀巾夫婦的談話有比較多政治與歷史敘述，其餘受訪者更多著墨於流亡生活，或更確切地說，他們在述說著被剝奪的舐犢深情。如同陳彬彬所聲明，她拍攝這部影片是希望能夠更了解自己的國家，「通過探討被放逐的以及無法被代言的人與事，來了解我們何以走到今天」，《星國戀》是一部以人性和人權關懷為出發點、在國家版本以外的更大範圍，對歷史進行最初步的自我探索和記錄。嚴格來說，《星國戀》的整體呈現無論在政治或歷史的部份都稍嫌薄弱，儘管有字幕的補充和輔助。對沒有背景的觀眾而言，觀賞此片既容易又困難。大量生活細節的描述很容易理解，那些日常的瑣細、親情的流動，甚至疆域的隔離，都有很明快親切的表達：流亡即離散。但也有很混淆、難以消化的部份，例如各流亡者的世代及個別背景殊異，他們因涉入不同的政治事件，然後通過不同的逃亡路線，以極不相同的形式展開各自的流亡生涯，因此有人走向更自由的國度累積自己的能量，有人則走入槍林彈雨。如果觀眾對這些歷史背景沒有掌握，基本上不容易進入狀況。
人權紀錄片直接且嚴厲控訴國家暴力相當常見，但《星國戀》並沒有採取這種姿態，或許也沒有這樣的意圖。事實上影片的流亡敘事，除了圍繞著流亡者對國家斯土的思念與愛，他們為信念所付諸的行動以及所付出的代價之外，有更多的家／日常敘事，包括他們如何在異地擺脫生活的困境、如何調適流亡心態、如何堅定自我心志因應思想危機、如何面對家庭離散親子分離的煎熬等等。我因研究關係，在田野接觸過影片中某幾位受訪者，又透過零星的文獻閱讀，對他們的流亡敘事有多一些延伸的認識。事實上流亡者作為公民之前，他們首先是個人，是父母子女，而流亡處境必須割捨的倫常與舐犢之心，其內心的掙扎、遺憾與傷痛，遠比他們所能表達的深刻。
流亡處境與國家斯土之愛
影片中那場喪禮的逝者劉波，本名劉南生，1963年經組織安排離開新加坡，終其一生沒有再復返。他先後在印尼、中國（湖南〈革命之聲〉電台）以及泰南（部隊）展開流亡生涯，1989年馬共簽訂和平協議後落腳勿洞和平新村。根據海凡著《雨林告訴你》（吉隆坡：文運企業，2014），劉波跟許多新加坡籍的同志一樣，因為家人離開當年的家園搬到組屋區而失聯。海凡的母親為了祈求孩子平安，走遍島國無數寺廟，當她奇蹟般跟孩子重逢後，回廟裡還願時遇見同樣來求神明庇佑親人團聚的劉波家人。劉波去國流亡將近30年，行踪成謎，家人仍懷抱著他仍生還的希望，告求菩薩。類似這樣的數十年骨肉分離生死茫茫的故事，對流亡者及其親屬而言，都成了椎心的日常。
賀巾、蘇世華夫婦的流亡故事，可見諸賀巾自傳體小說《流亡》（吉隆坡：文運企業，2011）。儘管他宣稱小說情節不拘泥於歷史事實或真實人物，但《流亡》確實是作者以自己和妻子為男女主人公的原型，參照其他文獻一起閱讀，其內容與人物均可對號入座。賀巾夫婦在印尼流亡期間過得平靜又正常，夫妻在海島執教，養育三名子女。他們幾乎被組織所遺忘，但他們卻沒有趁機脫離，反而設法找回組織關係。重回組織的懷抱必先「破家」，不能「死抱小家庭不放」，於是子女「歸公」，由組織派員教養管理，改稱自己的父母為「叔叔」、「阿姨」。書中賀巾對孩子們「歸公」後的生活變化有相當多描寫，就讀者／研究者的角度，我對父母在革命理念與親子之間的取捨頗有不諒解，但賀巾夫婦卻是我所見過最正直純真、最讓人感到溫暖且最具有人文精神和人道關懷的馬共成員之一。事實上這類不近人情的抉擇，儼然是馬共歷史的一部份。
洪瑞釵醫生在影片最後提到母親。根據其父李菲的傳記《大地滄桑》（新加坡：新華文化，1997），母親因為她們夫婦流亡海外的處境，「因愁而病倒」，得悉她到黎巴嫰擔任戰地醫生，更是「焦急和懮慮令到她差點要發瘋」，常因擔憂而不能成眠，「半夜三更起身啼哭」。1990年母親突然驟逝，散居各地的子女趕回來奔喪，唯「長女則不知滾到甚麼地方去了，拍了幾次長途電話都不通」，等聯絡上時，母親的後事已辦完了。我們可以感受到父親多年後提起此事語氣仍帶微慍，但我們不知道即使及時通知了，流亡女兒要如何處置喪親與被拒於國門的難民狀態。這也是所有流亡者內心最深切的痛。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檳城的洪媽媽，事實上是著名的馬共第一代女戰士李明（非後來的「傳奇李明」劉鳳珍）。李明是馬共中常委黃誠之妻，黃誠不幸於1942年病逝獄中，李明則堅持到1945年抗日勝利出獄。戰後李明脫離馬共，和李菲結婚，專心養育子女。在她身後，李菲整理出版了她的日記《浮生漫記》（新加坡：新華文化，2001）。然而作為流亡者的母親，洪瑞釵醫生這位積憂成疾的母親，跟劉波四處求神的母親、跟何元泰越堤來聚首的老母、跟收到邱甲祥家書說不願出賣朋友而不能回去的母親，她們一樣都是心碎的母親。
流亡、政治和個人生命史經常是盤根錯節纏繞的共同體。《星國戀》對我而言是主打舐犢深情與遺憾的流亡敘事。新加坡政府禁映這樣一部不刻意突出政治成分的人權紀錄片，基於此而使國人跨越禁令的疆界去滿足好奇心的舉動，變相地為原來受限於小眾的傳播形式，進行了「國家級」的宣傳。許多人心裡有數，《星國戀》與其說有「危害國家安全」的元素，毋寧說此舉乃另一種舐犢情深的表現。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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