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革新後的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會否減少商業氣息和通俗化，多一些政治性和批評性，仍難預料。紀錄片除了需要勇敢的被攝者走出來，還需要勇敢的創作者製片，更需要勇敢的評審和觀衆的肯定與鼓勵，共同通過紀實影像的力量，對社會不公發聲，推動社會變革和進步。
【文／黃義忠】
作爲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電影獎項，奧斯卡金像獎每年的頒獎典禮備受矚目，一直處在邊緣的最佳紀錄片長片獎項（Best Documentary Feature）今届看頭十足。五部獲提名的紀錄片中，得獎呼聲最高的是，講述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揭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醜聞的《第四公民》（Citizenfour）。它究竟能否獲得評委青睞而摘冠，是本月22日頒獎典禮的關注焦點。
《第四公民》不僅揭露美國情報機構對全球120萬人進行監視，還展示了斯諾登的流亡生活，因爲害怕被美方逮捕而活在惶惶不安之中。這部大熱門紀錄片目前雖包攬了超過10個具有影響力的專業機構及節展的最佳紀錄片獎項，卻未獲提名第26届美國製片人公會獎最佳紀錄片。由此看來，想要奪下小金人並非十拿九穩。另外，由於此片直接批判奧巴馬政府，能否得到好萊塢自由派的支持，也是未知之數。
《第四公民》不易突圍摘冠
《第四公民》的競爭對手相當强勁，有講述保護瀕危大猩猩的公園管理團隊和偷獵者衝突的《維龍加》（Virunga）、記錄當代紀實攝影大師塞巴斯蒂安•薩爾加多（Sebastião Salgado）創作經歷的《地球之鹽》（The Salt Of The Earth）、重現街頭攝影師傳奇人生的《尋找薇薇安•邁爾》（Finding Vivian Maier），以及追溯越戰美軍面對道德困境的《在越南最後的日子》（Last Days in Vietnam），因此《第四公民》要脫穎而出，並非易事。有評論指該片故事結構缺乏緊張元素，內容不像美國著名導演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或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製作的片子那樣具有挑釁意味。
回顧近十年奧斯卡獲得最佳紀錄長片獎榜單，半數爲群體或個人的勵志溫情或人文故事。處理較嚴肅的社會課題者，僅有探討全球暖化的《難以忽視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透過計程車司機死亡事件揭露美國在阿富汗犯下重罪的《開往暗處的的士》（Taxi To The Dark Side，2007）、講述海豚訓練師和其攝影團隊潜入日本海豚屠殺場過程的《血色海灣》（The Cove，2009）和分析經濟危機成因的《監守自盜》（Inside Job,2010）等。
自三年前，從第84届奧斯卡開始，主辦單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對最佳紀錄長片獎的評選辦法進行了革新，主要是因爲原來的方式投票人員太少，只有紀錄片分支成員（約160人）才有資格投票，無法反映出學院大多數人的意願，多次造成優秀紀錄片「被出局」。修改規則後，允許學院全體成員都可投票選出最佳紀錄長片。但連續三年評委均把此獎頒發給勵志感人題材的紀錄片，它們分別是描述一支黑人社區橄欖球隊在新教練比爾的帶領下重拾信心的《不可擊敗》 （Undefeated，2012），以及兩部跟音樂題材有關的《尋找小糖人》（Searching for Sugar Man，2013）和《離巨星二十英尺》（20 Feet from Stardom，2014）。
評審標準品味日趨大衆化
反之，探討社會或政治議題的紀錄片，如揭露軍中性侵犯問題的《隱秘的戰爭》（The Invisible War，2012）、講述埃及人民主自由運動的《埃及廣場》（The Square，2013）、記錄以巴邊境孩童成長與鄉里抗爭過程的《五台破相機》（5 Broken Cameras，2013）、通過以色列秘密安全組織六位前領導人講述該國在1967年後的歷史的《守門人》（The Gatekeepers，2012），以及述說一群年輕同性戀者在艾滋肆虐時爭取本身權利的《瘟疫求生指南》（How to Survive a Plague，2012）等，雖有入圍或提名，然而僅是陪跑而已，無法成功摘冠。這是否反映出奧斯卡紀錄長片的評判標準日趨大衆化？來届欲角逐奧斯卡的紀錄片又會否對這類題材和創作風格「投其所好」？
其實，製造懸念衝突和三幕式結構（或稱戲劇化結構，由鋪墊+衝突+解决的劇情組成）是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主打産品。以2013年爲例，運用懸念叙事來講故事的《尋找小糖人》擊敗了故事較平鋪直叙但呼聲最高的《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2012）。今届被提名的《尋找薇薇安•邁爾》亦似乎照抄《尋找小糖人》的叙事結構，以非綫性（不按時間順序排列）和佈置懸念方式來講故事，揭開隱匿攝影師的薇薇安•邁爾的神秘身份，凑出一段美國街頭攝影秘史。兩片皆以「尋找」貫穿影片始終，不斷製造叙事動因，符合好萊塢的胃口。著名電影人兼作家希拉•柯倫•伯納德（Sheila Curran Bernard）在《紀錄片也要講故事》（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Making Stronger and More Dramatic Nonfiction Films）嘗言：「對絕大多數優秀紀錄片來說，如何講故事正是吸引人的關鍵所在，其中的要素，包括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强大的戲劇張力以及一個讓人信服的結局」。這造就了不少紀錄片登上了院綫的大銀幕，如《帝企鵝日記》（March of the Penguins，2005）票房還超越了許多劇情片，讓更多人關注。
有評論指出，人們已習慣導演爲製造懸念而犧牲事件原本邏輯的編劇技巧，也讓不少獲獎紀錄片的剪輯，愈發適用於15分鐘進一段廣告的電視臺播出機制。我不認同「製造懸念就會犧牲事件原本邏輯」這個觀點，其實兩者是可相容共存的，紀錄片《小可愛與拳擊手》（Cutie and the Boxer，2013）就運用了倒叙和動畫來創造懸念，但其故事依然符合事件的邏輯。
借用戲劇化結構「說故事」
在紀錄片中以懸念或衝突來結構故事，增强戲劇性，是一種「說故事」的手法，旨在把故事說得生動有趣，吸引人觀賞，因此不應全然排斥，也不應過份使用。但並非所有紀錄片都適合套用這種製作模式，需視導演的創作風格、紀錄片的類型、題材和故事內容而定，否則將扼殺電影美學和創意想像的多元化。
紀錄片要說故事，還有很多叙事策略。美國當代電影理論大師大衛•波德維爾（David Bordwell）就提出兩種非古典叙事方法——分類式結構（categorical form）和策略式結構（rhetorical form）。前者如臺灣導演林靖杰的《尋找背海的人》（The Man behind the Book，2011），從小說和生活裏抽出21個綫索（類似章回體結構）爲引子講述作家王文興的故事。而後者有2006年的《難以忽視的真相》，講述了前美國副總統戈爾通過大量的演說、軼事、數據和圖片等，展示各種論點來說服觀衆相信全球暖化帶給人類巨大危害的事實，這種叙事風格也呈現在麥克•摩爾的《科倫拜校園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2002）。
不論紀錄片如何借用劇情片的叙事手法來說故事，總脫離不了真實性和社會功能。到底革新後的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會否減少商業氣息和通俗化，多一些政治性和批評性？它會被單一的叙事風格或題材所主宰，抑或能創作出更多新的叙事風格，讓紀錄片更趨多元，議題更爲豐富？
萊比錫國際紀錄片與短片節（Leipzig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and Short Film Festival）主席丹尼爾森（Claas Danielsen）認爲，《第四公民》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紀錄片，不僅具有重大政治意義，而且也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品。英國《衛報》預測《地球之鹽》摘冠，《第四公民》也有機會勝出。不過《洛杉磯時報》則認爲，《第四公民》勝算最高，但也看好《維龍加》。
《第四公民》導演羅拉•柏翠絲（Laura Poitras）在紐約憑此片獲得第八届電影眼榮譽獎（8th annual Cinema Eye Honors）的四個獎項時致詞說：「斯諾登冒著人身自由的危險，讓我們瞭解政府對我們做了些什麽，所以這個獎是屬於他的」。誠哉斯言，紀錄片除了需要勇敢的被攝者走出來，還需要勇敢的創作者製片，更需要勇敢的評審和觀衆的肯定與鼓勵，共同通過紀實影像的力量，對社會不公發聲，推動社會變革和進步。
 黃義忠 |
相信新聞理想可以妥協，但底綫卻要堅守，在2010年辭去馬來西亞私營電視臺製作人一職後，轉換人生跑道，赴中國執教，發現異鄉原來是故鄉。走進不惑之年，依然堅信當真心渴望實現夢想時，整個宇宙都會聯合起來幫助我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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