弔詭的是,這項傲人除貧成就背後,2014年在全國約700萬家庭之中,卻有590萬戶得申請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BR1M)!以西馬為例,相對貧窮為一家四口,月入在720令吉以下,赤貧則是430令吉!沙巴、砂拉越雖略高,但依然有限,兩州相對貧窮率分別是830與930令吉,赤貧則是520與540令吉。如此困窘,就算低至1.7%的貧窮率又有何實際意義?
(照片來源/Today Online/Reuters)
【文/孫和聲】
「國陣政府成功將貧窮率降低至1.7%,這是馬來西亞的驕傲與成就,許多比我國更早獨立的國家都辦不到。」——副首相慕尤丁,2014.09.22【註】
信不信由你,根據統計局歷年數據,馬來西亞貧窮率已從1970年的49.3%劇降至1979年的37.4%、1980年的16%、1999的8.5%以及2012年的1.7%。沒錯,是1.7%!這可是世界紀錄,連世界平等富饒的北歐諸國也難望其項背,毋庸置疑是「馬來西亞boleh(能)!」
弔詭的是,這項傲人成就背後,2014年在全國約700萬家庭之中,卻有590萬戶得申請一個馬來西亞援助金(Bantuan Rakyat 1 Malaysia,BR1M)!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應如何解讀這項匪夷所思的差距?
答案是:馬來西亞的貧窮率定義太過隨意,毫無標準可言。以西馬半島為例,相對貧窮(relative poverty)為一家四口,月入在720令吉以下,赤貧(absolute poverty)則是430令吉!沙巴、砂拉越雖略高,但依然有限,兩州相對貧窮率分別是830與930令吉,赤貧則是520與540令吉。
(照片來源/The Rocket)
操弄數據下的虛妄政績
今時今日,在西馬一個家庭四口(平均4.4人)月入720或430令吉如何過活?如此困窘,就算低至1.7%的貧窮率有何實際意義?
多數國家的貧窮率的定義,多以收入佔中位數(median)的50%或以下為準。若以月均收入(家戶收入低於3000令吉)為準,則馬來西亞在2012年的貧窮率應該是38.8%,而非1.7%。到2009年,這個數字更高至52.7%!
其實,按收入少於中位數50%的標準來計算,即便在社會福利最發達的北歐國家,貧窮率也高達6%,西歐則大約9%。美國與日本更高達16%!可見,如何解讀經濟數據也是一門學問。這一點,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早已明白指出了。
同樣道理,官拜首相署、擅於搞數字宣傳的表現管理與傳遞單位(PEMANDU)的依德利斯(Idris Jala)也曾經宣稱,馬來西亞的國民平均收入已從2009的7,059美元,升到2011年的9,710美元與2014年的10,426美元,2020年高收入國目標不遠矣。換言之,極可能在2020年前,就達到15,000美元的高收入國目標。在此,暫且不論此宏願能否達成、以什麼手段實現及其素質如何,它本身就值得檢討。
眾所周知,馬來西亞是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家,基尼指數(Gini coefficient)也高達0.42,處於於警戒水平。更值得省思的是,公共債務、企業債務與家庭債務節節升高。以後者為例,已從1998年金融貨幣危機前的低於40%,逐步增長到2000年的69%、2014年的87%,如今高居亞洲首位。這也算是另一項馬來西亞boleh吧?家債如此之高,顯示馬來西亞是個舉債發展型國家,以高債務來推動國家發展。因此,近幾年的消費增長率與債務增長率,都高於經濟增長率。這證明:消費的擴展並非靠收入的實質增加,乃靠債務驅動,無疑是打腫臉皮充胖子的虛胖。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打腫臉皮靠舉債驅動經濟
究其實,在1998年以前,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動力來自投資與出口,但之後則依靠內需。本來作為暫時性的刺激手段,誠然無可厚非,但用久了就成禍患,埋下危機的種子,也限制未來增長的潛能。不論官方、企業或家庭,均得把更多的收入用來攤還利息。當經濟失去增長力時,這項問題更會惡化為危機。
從全球經濟發展趨勢來看,新興市場未來幾年的前景並不樂觀。過去幾年,由於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國內低利率以及大宗商品價格不俗,許多新興市場的表現都不錯。只是,隨著美國收回量寬政策,美國可能升息,加上大宗商品如石油、油棕價格不振,可以預見,包括馬來西亞在內的新興市場增長勢必放緩。
就馬來西亞而言,由於官方、企業和家庭債務已升到過高水平,外匯逐步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增長速度更會受制。如國家財政預算裡,花在投資方面的百分比已遞減,而用於行政方面的消耗性百分比劇增(特別是薪酬與養老金),家庭債務佔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又太高,這顯示增長動力將進一步被鈍化。實際上,不少中產階級須得把約40%的收入花在還本付息。若資產價格(如房地產)也因經濟增長長期放慢而下挫,後果更是嚴重。此外,這也涉及貨幣幻覺(money illusion)的課題,亦即低利率炒高起來的資產升值(asset appreciation)雖然帶動消費,但其收縮也必然加劇衰退。
尤有進者,要實現可持續的高收入國目標,得進行必要的結構改革,用改革來促進持續增長。當務之急就是消除權力尋租,把馬來西亞從尋租國(rentier state)改變為廉潔國。以目前的政治生態來看,這個可能性不高,很難出現改革紅利(reform dividend)。
目前僅剩下次佳的選項,唯有提高國民素質與技能,增加體面就業機會。與此同時,現行的扶貧經濟政策也得更市場友善(market friendly),以促進國內競爭與創新,進而在公平與效率的矛盾中,取得更平衡的安排。畢竟,在做大蛋糕與分配蛋糕之間取得平衡,前者需要科學的硬道理,而分配則要更包容性與符合時代條件的治理藝術。總而言之,提高生產力、產業升級和提升國民技能至為關鍵。
【註】星洲日報,大馬貧窮率降至1.7%‧慕尤丁:國陣成就,2014.09.23
孫和聲 |
民間學者。生於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 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 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後轉往臺灣從事翻譯。1991 年返回馬來西亞,任職雪蘭莪州某日資公司。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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