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紅衫軍騷擾茨廠街的動作未來只會有增無減。偏頗的當局固然不大可能放任起火,卻極可能不到最後一分鐘不壓制,看看能否迫使華人社會低頭,讓極右派討回彩頭。在這種情況下,華社的焦慮與怨懟將升級,也更渴望保護者。解決方案是釜底抽薪,抑或揚湯止沸?下一次,紅衫軍若再鬧事,是否又要中國大使巡街展現「娘家」力量?若是如此,華人要如何反擊賈瑪「華人有中國,馬來人只有馬來西亞」的論調?
(照片來源/Malay Mail Online/Saw Siow Feng)
【文/黃進發】
飄零作客滯南洲,時序渾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無暮夜苞苴羞。
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
海外孤雛孤苦甚,欲憑隻掌挽狂流。
——林連玉《呂毓昌妹夫有詩見寄步韻一首》(1954年見報)
中國駐馬大使黃惠康以「出巡」方式在吉隆坡茨廠街發表談話,其姿態在外交上是極不尋常的,但發言重點才是真正爭議所在。
為何公開「指揮」?
國與國之間施壓是平常不過的事。馬來西亞政府因利益向外國政府低頭也不是新鮮事。重點是為什麽要以公開動作施壓,形同指揮馬國政府?
今年5月,香港民運領袖黃之鋒和梁國雄被禁止入境,分明是為了討好北京,但是,中國大使館並未在媒體上發表任何聲明「指揮」馬國政府辦事。
(照片來源/The Star)
早在2013年7月,本地非政府組織「社會傳播中心」(Pusat Komas)在隆雪華堂公映斯里蘭卡內戰的紀錄片《停火地帶》(No Fire Zone)。不但主辦當局接到電檢局勸止電話,斯里蘭卡最高專員署甚至直接發函隆雪華堂。事後,活動負責人麗娜亨德里(Lena Hendry)在電檢法令下被控放映未經審查電影。整個過程中,斯里蘭卡最高專員署雖然極力施壓,卻完全沒有通過媒體發表任何官方聲明。
在這兩個個案中,中、斯兩國政府要的是裡子,而非面子。既然贏了裡子,面子就留給馬來西亞政府。
為什麽這一次,黃大使選擇公然聲明「我們對侵犯中國國家利益、侵犯中國公民和企業合法權益、損害中國與所在國友好關係的不法行徑也絕不會坐視不理」,形同指揮馬國政府?發表這段話時是念稿的,可見絕非個人一時興起,而是代表了中國政府的意志。
(照片來源/鳳凰資訊網)
「保障中國公民利益?」
中國的崛起,並不表示中國人在國外就更安全。2014年5月13日,越南民眾針對南中國海領土爭議的反華示威演變成反華暴亂。此前,在非洲的加納、坦桑尼亞、南非,以及歐洲的西班牙都有中國國民遭受攻擊、逮捕、驅逐,甚至發生傷亡事件。
如果中國國民在國外受到威脅,大使館有無權利表達關注?當然有,就像馬來西亞有權對任何國家馬僑的安危利益表達關注一樣。
黃大使在「出巡」四天後公開解釋,選擇造訪茨廠街,是要考察「具有淵源流長的歷史,是海內外知名的唐人街,也是中國遊客所愛造訪之地」的安全狀況,「要親自去判斷,是否要發旅遊警告。」
如果這就是他的用意,如果在考察後根據他對警方的信心,表示「中國不需要發出旅遊警告」,甚至留一個尾巴「眼前沒有需要」以含蓄警告馬國政府放縱暴力對旅遊業的影響,整個事件就很清楚是為了護僑。就算高調,也不離護僑的範圍。
為什麽他需要多加這一句:「中國政府一向反對任何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針對特定種族或族裔的種族主義和極端主義、反對破壞社會公共秩序和社會穩定的嚴重暴力事件」?
這一句難道不是針對紅衫軍的威脅?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娘家」的項莊舞劍
黃大使「巡街」的真正目的,如果在925當天是若隱若現,四天後,把話說得更白了:「不管走到那里,不管延續多少代,海外的華人、華僑,中國永遠是你們溫馨的娘家。」
這番話不是歡迎數千萬「海外華人」歸國,而是暗示,海外華人的利益是中國利益的一部份,中國有必要時會出手保護。黃大使巡街,就是項莊舞劍。
黃大使所宣示的這個立場,儘管繼續挺著不干預他國內政的旗幟,其實大異於中共剛剛建國周恩來總理對東南亞各國的表態。當時國力未盛的中共,主張海外華人入籍居住國,放棄中國國籍,以避免鄰國對中國的猜忌。
即便在上一個強盛期,中國並不把海外華人利益視為己任。1740年,荷蘭殖民者在爪哇巴達維亞制造「紅溪慘案」(Angke Massacre),屠殺華僑近萬人。翌年荷蘭遣使謝罪時,乾隆卻答曰:「天朝棄民,不惜背祖宗廬墓,出洋謀利,朝廷概不聞問。」
在近代史上,中國各方勢力最重視「華僑」的有兩個時期,一個是清末革命、保皇勢力爭雄的時期,一個是需要海外人力物力的抗日時期。簡單地說,過去中國對華僑的愛是建立在需要上的。
黃大使的「娘家論」,各方自有不同解讀。對許多感覺備受異族欺壓的華人來說,這是久旱甘露。從中國利益角度出發,華人對「娘家」越有依賴心理,自然會在港臺事務、中美博弈上越傾向北京。
巫統和馬來民族主義者自然不是味道,但是,又完全沒有條件得罪中國,連「傳召」(summon)都收回來,以「會見」(call-in)取代, 只好接受黃大使言論「只是針對中國國民,不是華裔馬來西亞人」的說辭作為下臺階。
然而,巫統二線領袖吃不下這口氣。於是,紅衫軍領袖賈瑪(Jamal Yunos)因此理直氣壯地強化「華人回唐山論」:華人有中國做靠山,馬來人只有馬來西亞。副農業與農基部長達祖丁(Tajuddin Abdul Rahman)更警告華人,如果再動輒告洋狀,就會受到掌摑。
(照片來源/The Malaysian Insider)
深層問題:誰來保護華人?
有國際英文媒體把中國大使的巡街與馬華公會的失能掛鉤。據說,面對紅衫軍的威脅,茨廠街商販是在馬華求助不果後才轉向中國大使發出將伯之呼。評論說,「傳統上傾向馬華公會的華裔小商販,將會繼續流向比較敢言的民主行動黨」。
保護人民本來是國家的職責。當本應不偏不倚的國家無能力或無意願提供保護時,民眾自然就會尋求政治靠山。馬來亞華人的最早期保護者便是幫會,其僑領常被政府授予甲必丹之類的頭銜,對內管理本身社群,對外作為政府與社群的橋樑。後來英殖民政府要遏制幫會勢力,與之爭取華人向心力,其成立的專屬衙門就叫「華民護衛司」(Chinese Protectorate)。
因應馬共武裝起義而生的馬華公會,乃至其他華裔執政黨,在聯盟/國陣的族群侍從政治裡,扮演的就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華裔選票來換取政治影響力的現代、機構性的甲必丹/華民護衛司。
2008年後,馬華、民政皆日薄西山。面對追求實質民主化的華裔選民,巫統發現過去的粉飾性政策妥協全無效果,因而轉而發展極右派勢力,以求鞏固馬來基本盤。
這類以暴力威脅夾雜種族主義的極右派,前一陣子以土著權威組織(PERKASA) 最為得令。紅衫軍的崛起,其實是因為土權精神領袖馬哈迪反對納吉,納吉因而需要建立嫡系極右派所致。
顢頇的馬華、民政無力遏制極右派固不待言,即便有民意加持的行動黨面對土著屢番鬧事,只要警方袖手,也無計可施。
六十一年前的林連玉老師,面對初興的巫統。他慨嘆「海外孤雛孤苦甚」,卻 「欲憑只掌挽狂流」。他「橫揮鐵腕批龍甲,怒奮空拳搏虎頭」的方式,除了組織、領導華教運動和華社,還曾直接面向馬來社會,在1956年5月4日在爪夷文版的《馬來前鋒報》發表題為「心理的建設」的開齋節獻詞,主張共存共榮。
我們今天面對的局面,表面看近似,事實上相距甚遠。極右派的崛起,其實是對巫統黨國體制解體不可避免的反應。馬來社會主張公平共處的聲音逐漸增加,但是,這無法阻止極右派在未來數年內繼續鬧事,以求在馬來人日益升高的焦慮感中渾水摸魚。
未來,類似紅衫軍騷擾茨廠街的動作只會有增無減。偏頗的當局固然不大可能放任起火,卻極可能不到最後一分鐘不壓制,看看能否迫使華人社會低頭,讓極右派討回彩頭。
在這種情況下,華社的焦慮與怨懟將升級,也更渴望保護者。解決方案是釜底抽薪,抑或揚湯止沸?下一次,紅衫軍若再鬧事,是否又要中國大使巡街展現「娘家」力量?若是如此,華人要如何反擊賈瑪「華人有中國,馬來人只有馬來西亞」的論調?
黃進發 |
馬來西亞霹靂州金寶人,英國艾塞克斯大學政治學博士,活躍於非政府組織,著有《草昧十年》(燧人氏,2002),自 2012 年於檳城研究院(Penang Institute)任研究員,專攻選舉制度與聯邦制,並汲汲於探索多元文化主義能否與平等公民權利共存的國族重建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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