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上善彥引介一種思想方法的途徑,啟發人們往往在面對最大困境的時期,如何潛藏著重建思想內部的可能性,而重建的對象包括個人、社會或國家。在找到進入日本戰後思想的反思,日本知識人思維方法的入口後,如何再通過相對化的視點,把握馬華社會對於抗日後70年的問題意識?我們能不能嘗試從新馬內部也建立一套思想方法?方法論上的改變,並非要求淡化日本所須負的戰爭責任,而是把戰爭問題作為歷史與思想的連續體,建立反思戰爭/記憶的連動紐帶,進一步尋求歷史理解、現實判斷、知識經驗以及自我和他者關係如何相對待的方式。
(照片來源/The Straits Times/EPA)
【文/魏月萍】
今年是太平洋戰爭結束的70周年,東亞各地都展開熾烈的討論。中國稱之為「抗戰勝利70年」,日本則稱「戰後70年」,置於新馬或東南亞的語境,要如何表述,也是不易,皆因詞語概念是觀念揀選的結果。邀請池上善彥先生(Ikegami Yoshihiko)到吉隆坡主講「戰後70年:日本戰後歷史及批判思想」,意在打開馬華社會對於戰爭問題的思考,同時了解日本知識人如何批判性反思戰後的歷史、社會、日本人主體性、民眾以及和沖繩之間糾葛等問題,再從自身的語境找到和戰爭/記憶連結的方式。
所謂的戰爭/記憶,不意味僅止於經歷的「在場」經驗,有闗身體性的戰爭歷史記憶;而是將之擴及「不在場的在場」思辨場域,從中思考戰爭對社會的影響,如何在長時段中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經驗、情感記憶、社會關係、文化接受等。誠如日本社會學家小熊英二(Oguma Eiji)在一篇訪談中提及——要不斷記錄「那些在過去戰爭對社會産生巨大影響的1950年代、60年代生活的人們」,因為「歷史是連續不斷的,了解與戰爭相連的時代,也是理解戰爭期間的人和社會的重要手段」。小熊英二這段話,讓人聯想到在臺小說家李永平在《朱翎書》中述及經歷日本殖民的父親,在日本撤離婆羅洲後,禁止他們接觸一切和日本有關的事物,而他留學臺灣以後,才有機會接觸日本的動漫。
在今年9月中旬,日本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日本社會每天幾乎都有人為反新安保法,為捍衛和平而到日本國會前集會抗議,這當中引起眾人諸多的困惑與不安:日本究竟怎麼了?為什麼新安保法會通過,右翼政治力量再次利用民眾嗎?日本的抗議集會能達到怎樣的效果?日本的年輕人如何看待恐又舉起戰爭旗職的國家,他們如何思考戰爭這回事?
「戰後」是「思想」的問題
池上先生的演講,不以目前社會嚴峻的狀態為開場白,相反的,他以去年參訪麻坡,在鄭昭賢先生引領下,所了解的日本軍在麻坡虐殺華人事蹟為開端,同時指出日本軍在馬來西亞的三點罪責:(一)虐殺華人和強制勞作、(二)破壞經濟和基本設施、(三)強化種族差別分隔統治。之後,隨即進入他主要的問題意識:在戰後70年中,日本如何進行反省、想把日本變成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想要成為怎樣的國民?猶如大江健三郎(Ōe Kenzaburō)在《沖繩札記》不斷思考的命題:「到底日本人是什麼,能不能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對於戰後70年,池上先生把它視為「思想」問題。在演講中把日本在1945年戰敗後分成幾個不同的時間階段──戰後、55年體制、高經濟成長期 、高經濟成長時代的結束、後意識形態時期以及311事故以後,其中碰觸了超國家主義、「新國家」意識、對亞洲主義和世界史的探索,以及日本民眾思想的構造、社會運動等議題,但實際上這些問題扣緊著兩大重要思想課題:一是有關日本近代的反思;二是有關日本國民主體性與民眾思想的構建。
池上先生藉由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1914-1996)的思想,說明丸山真男重返日本「明治維新」歷史時間的「意圖」,追溯戰前的軍國法西斯和帝國主義的形成,其中尋獲的契機是:當日本軍國主義在戰敗受挫那天起,日本國民變成可以決定國家命運的自由主體;而日本民眾也利用這個機會反省自身的力量,試圖創造一個新的國家和國民。其次,則提出另一位思想家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1908-1977) 倡議學習亞洲思想的看法,說明其如何藉由研究魯迅,比較日本和中國的近代化,由此警惕日本對近代化缺乏抵抗思想的做法。
(照片來源/The Baltimore Sun/Buddhika Weerasinghe/Getty Images)
曲折的日本「近代」認知論
過去學界在討論日本的「近代」時,必然是和日本的現代性有關,即思考日本是如何進入到所謂的現代社會。日本社會的「近代」大量引介西方的思想觀念,雖也引發對自身主體性的反思,但仍無法脫離歐洲中心主義的視野。因此談論有關「近代」的問題,在日本境內實充滿著歷史張力,如溝口雄三(Mizoguchi Yuzo,1932-2010)所說:「『近代』一詞成了歐洲在世界史上優越地位的指標,於是亞洲在接受這個概念時,不得不把它視為種種屈折的概念」(《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
丸山真男回到近代歷史時間的洞見,重新探索新舊秩序更替中的思想和價值基礎的重構,以及應對現代性的制度論述,固然為戰後初期的日本社會提供大量的思想資源,可是我們難免會碰到理論上的難題,一如孫歌老師的提醒:「丸山真男所使用的資源來自歐洲(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和現代性理論,他終其一生所致力完成的,是使這些西方資源在日本語境裡完成相應的意義轉換。」(〈丸山真男的兩難之境〉。不過丸山真男縱然在方法論上備受批評,但他關注國民國家形態以及缺乏民眾自我的主體思想,卻也使日本知識界在戰後反省中找到重要的思想動力。
至於竹內好學習亞洲思想或有關中國研究的看法,在後期也不乏爭議。前面雖然提到他想藉中國的近代化,找到一種抵抗中形成的近代化的形式;或是從魯迅抵抗的形式,找到自我感覺的線索。但竹內好對魯迅或中國研究仍遭受「仍把中國覆蓋在歐洲的身影」的批評,缺乏對中國建立相對化的視點,這也是後來溝口雄三批評──「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
(照片來源/Japan Times/KYODO)
知識困境和學科制約
置於新馬的語境,要如何理解、接受和思考池上先生提及的這兩位思想家在戰後的思想,實是不小的知識挑戰。鑒於學科分劃和語言制約,對於日本思想的了解,恐還在很初步的階段。池上先生引介一種思想方法的途徑,啟發人們往往在一個面對最大困境的時期,如何潛藏著重建思想內部的可能性,而重建的對象包括個人、社會或國家。此外,洞悉過去歷史和思想的構造,得以在充滿挑戰的今日找到思想出路的資源和動力。
在找到進入日本戰後思想的反思,日本知識人思維方法的入口後,如何再通過相對化的視點,把握馬華社會對於抗日後70年的問題意識?陳亞才先生從馬華社會一般人對日本的形象、政府向東學習政策、華社長期關注的慰安婦、奉納金和教科書等問題,提出要超越悲情、關注二戰期間的族群關係等看法。
而我在想,我們能不能嘗試從新馬內部也建立一套思想方法?方法論上的改變,並非要求淡化日本所須負的戰爭責任,而是把戰爭問題作為歷史與思想的連續體,建立反思戰爭/記憶的連動紐帶,進一步尋求歷史理解、現實判斷、知識經驗以及自我和他者關係如何相對待的方式。
魏月萍 |
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亞際書院「新馬辦公室」研究員。專業領域為中國思想史,也旁涉新馬華人歷史與文學知識生產研究。尤為關注文學公共領域、公共理性和歷史正義論述建構等問題,把知識實踐和批判視為學術人的天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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