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作為行遍中外的行動文化品牌,她對新加坡的「建議」也只是包裹在美麗和空泛詞藻之下的文化包裝,放置四海皆準,亦皆不準。從不屑到不敢,龍應台的態度有了急轉彎,但作為卸任的文化部會首長,她不應該輕言一個在民主和人權都尚有很大爭議的國家「向左轉」;身為資深的文字工作者,更不應該就曾經有過反殖經驗和左翼鬥爭的國家,輕鬆而輕率地說出去歷史脈絡的結論。需知,強人已逝,但新加坡對修正主義歷史絲毫沒有鬆動。
(照片來源/宏觀僑務新聞網/臺灣中央社)
【文/潘婉明】
10月28日龍應台在新加坡新躍大學發表題為「從村落到都會──我的文化經驗」演說,現場吸引超過1600人出席,此外還有提供同步直播。會前龍應台在臺北接受《聯合早報》專訪,該報於10月11日以〈新港臺都是一葉扁舟〉為標題刊出。
10月15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其個人臉書及推特向國人推薦這篇報導。李總理指其他人看新加坡的觀點往往與我們自己有所不同,而龍應台「對新加坡也有了新的看法」。李顯龍的貼文為這場文化講座進行了國家級的宣傳。
新加坡變得更寬容了?
1994年龍應台曾在《中國時報》發表過〈幸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當時她寫道:「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二十一年後的2015年,龍應台說因為她不夠暸解,所以不敢給新加坡建議:「我不敢,但是我看到新加坡的優勢。」
據報載,龍應台謙稱在她「非常粗淺的印象裡」,新加坡變得更寬容了。她舉例,新加坡政府開放賭場說明了「一種多元態度的呈現」,而她透過當地友人得知,新加坡對同性戀的態度也友善多了。龍應台也對比臺新兩地的自由指數,新加坡被公認為自由太少而臺灣則太過自由,但她認為所謂公民素質的成熟,「它不是自由多或少的比較,而在於誰對於自由跟紀律之間的拿捏是最好的,叫做成熟。」
這正是龍應台對新加坡的「新看法」。這裡美化了開放賭場的巨大收益考量,也罔顧刑事法典第377A節條文的存在,似乎也暗示了民主自由可以讓渡給「成熟的專制」。龍應台行前釋出如此「善意」,到了現場進一步加碼。講座開始投影設備尚未就緒,經工作人員處理後正常運作,但龍應台不無諂媚地說:「你看新加坡多有辦法!」
從不屑到不敢,龍應台的態度有了急轉彎,其中最為驚人的是她在演講一開始所透露的「最新看法」。甫抵新加坡,她向本地友人探詢「十年來新加坡最重大的改變」為何。綜合十人的答覆,她得出「向左轉」的結論。龍應台對「左轉」的理解是:「從以前全心全意地擁抱跟相信自由經濟,認為任何一個個人跟公民要靠打拼來照顧自己,而轉向現在的政府對那一些比較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低層的人,會有所照顧。」
(照片來源/Asia One/The Straits Times)
去歷史脈絡的「左轉論」
這是典型的右的感受。關心新加坡社會晚近十年發展的人都覺察到,有越來越多在結構中底層的人民,特別是年長者,因無法負擔日常支出,生活捉襟見肘。許多人在複雜且不斷調整/修訂的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CPF)扣除和提領制度下不能退休,或因支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而放棄治療。不少人注意到,除了外籍客工,機場及百貨商場的入口、通道和廁所充斥著這些來自底層的年長者,負責看守保安和打掃衛生,或在餐廳、食閣、組屋樓下的咖啡店充當清潔工。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深信人們可以透過教育達到社會流動的新加坡,對於貧病、年老失養的人普遍較少同情,認為這些人大多數是「不夠/肯努力」所致。但這樣的認知無法解釋越來越多勤懇工作了一輩子的人,卻仍深陷在結構底層掙扎著過日子。在網路資訊發達的時代,當政府包藏不住貧富差距的問題,一如既往地把新加坡包裝成富裕繁華沒窮人的國家,而在政策上思考如何照顧和解決底層人民的困境,並有效地宣傳他們「有在做」時,無論惠實,都讓中上階層感受到「左轉」。
從結構菁英的角度,不右即左,或偏中即左。但這樣菁英語言,不應該出自於批判專制獨裁政權起家的文化知識份子。龍應台作為卸任的文化部會首長,不應該輕言一個在民主和人權都尚有很大爭議的國家「向左轉」;她身為資深的文字工作者,更不應該就曾經有過反殖經驗和左翼鬥爭的國家,輕鬆而輕率地說出去歷史脈絡的結論。需知,強人已逝,但新加坡對修正主義歷史絲毫沒有鬆動。
(照片來源/目擊者/宋小海)
悖離新加坡人感受的發言
龍應台談及早年臺灣知識青年的價值觀,許多內容放在當今新加坡,聽起來頗具玩味。不過弔詭的是,當她急於撇清二十年前的傲慢與輕蔑的同時,這種對臺灣七十年代社會與思想的自我反省,適得其反地道出新加坡五十年來的境況,正好戳中的新加坡人的痛。
龍應台稱,七十年代的臺灣知識青年「輕視所有屬於鄉村的」,包括方言、戲曲、民間信仰、社區文化傳統等。相對的,當時他們相信國家、相信領袖、相信主義,以及社會的穩定。那是接受黨國教育的一代,也是甚麼都不知道、純真的一代:「我們完全不會想到,說不定有個領袖,他可能有病,他是個病態的狂人;我們完全也不會有概念說,一個主義,其實真正追究起來的話,它漏洞百出,一戳就破;我們也不知道穩定的代價,很可能是很多很多人的家破人亡。」
如果龍應台對新加坡有更多一點細節的了解,她可能會在措辭上更注意一些。然而她不但對歷史細節認識不夠,對晚近的發展也不夠敏感,於是她在問題時間又作出悖離新加坡人感受的發言。龍應台說她去參觀濱海灣公園,發現花卉之美卻沒中文名字。她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因為以英語為理性工具語言的新加坡社會,所失去的是跟中文最深層的關係,那些用母語及方言才能夠表達的情感。
兩極分化的優越與傲慢
龍應台這番話贏得臺下掌聲。主持人笑稱,倘若所有中國遊客都去參觀,出現中文字自然是「水到渠成」之事。龍應台於是大力呼籲中國遊客往訪濱海灣公園,以達「水到渠成」之效。龍應台的話或許讓新加坡的華語圈聽了受用,但事實上本土華語圈相當邊緣,而這個處境正是政府刻意壓制的結果;為了因應中國遊客和新移民的需求,雖然中文/華語在新加坡的市場和能見度與日俱增,卻未必討好。不少本地華語圈人士,對本土華語的神髓和活力,被大量陌生和去脈絡的新辭彙所淹沒,感到憂心和失落。
龍應台發言的尾聲,看似呼應開場的「左轉」論。她說,「當鄉村,或者是底層幸福的時候,代表這個國家的基礎建設、它的人權正義、它的社會福利,已經從上層一點一滴地滲透到了最深最後的底層,這種幸福是真正的幸福。鄉村幸福了,國家才叫做幸福。」龍應台的演講從題目到內容,都不斷強調她來自鄉村的背景,但在她的談話裡卻又不斷地把「都會」和「鄉村」作為「上層」和「底層」的兩端,而這種兩極的分化,何嘗不是一種優越與傲慢?
正如龍應台作為行遍中外的行動文化品牌,她對新加坡的「建議」也只是包裹在美麗和空泛詞藻之下的文化包裝,放置四海皆準,亦皆不準。事實上她並沒有說新加坡即是這個讓鄉村/底層感到幸福的國家,而新加坡也已經沒有鄉村可以幸福了!
潘婉明 |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政治大學歷史系、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燧火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加入燧火評論臉書專頁,給我們支持與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