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教組織的結構性問題一直未受正視,包括組織架構裡各成員的合理角色與分工,理念繼承與創新,以及如何從法定機制下監督制衡。其次是因應時局變化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學習現代化管理,避免人事糾紛成為組織崩潰的起點。新紀元學院和南方大學學院兩所標榜華社高等學府的機構,在同一華教運動史的脈絡中誕生,同樣強調南洋大學精神,也同樣擅長從華社的文化資源中尋求華社的精神餵養與眷顧。在組織結構上,兩校主要董事成員皆來自華團,對學院的管理方式與思維價值均有類似之處,差別只是體現在董事的干預程度。
【文/曾維龍】
回顧2015年,馬來西亞華教風波層出不窮,都集中在華教機構領導層或華社引頸期盼的高等學府。從董總、新紀元學院(以下簡稱新院),到日前曝光的南方大學學院(以下簡稱南院)事件,似乎預示2016年將會持續。以下兩方面將討論此現象:
首先,華教機構離不開人治本位。自從林晃昇領導的董總大力投入建設現有矗立在董教總教育中心後,董總業務進入建制化階段。不僅承擔全馬六十所獨中的統考業務,還包括獨中課程改革、課本編纂、甚至升學輔導。業務愈趨龐雜,成為制式化的「準」官僚機構。前任領導人葉新田、鄒壽漢近年引發的組織危機,充分曝露了人事問題凌駕於體制之上。章程的每行文字幾乎全被引用詮釋,以維護自身利益。訂立章程的信任基礎蕩然無存。
第二,人事鬥爭離不開體制問題。12月23日《東方日報》揭露「南方正副校長翻臉」,總括而言與體制和權力分配相關。何啟良指責的事項,泰半是個人詮釋,而非從體制、行政職務和學術規範的角度,來討論究竟校方的不合理對待或不尊重學術體制,談得幾乎都與校長祝家華品行有關。譬如何氏聲明的其中一項,即祝家華曾介入評選教授過程,硬把自己塞入「被」評選名單。僅僅這一點已相當吊詭,更何況校長自身竟無教授職稱,副校長何啟良卻能掌控或主導評委會。評委會如何繞過校長而存在呢?何啟良片言隻語之中,似乎未把來龍去脈說清楚。從學術倫理或組織倫理而言,反而添加更多疑問 。
運動組織未思考轉型建制化
新院過去也發生類似問題,遠如2007年柯嘉遜不獲續聘院長,與葉鄒領導的董事會起衝突。2013年2月27日下午,副院長鐘瑜被告知停止職務,半小時內在保安人員監視下收拾物品離開,過後院方不了了之。這些事件偶有所聞,詳閱相關報導即可察覺當中存在的人事糾葛不清,操作不透明等問題。
以上兩點彰顯出問題沉屙已久。華教組織存在的結構性問題一直未受正視。包括組織架構裡各成員的合理角色與分工,理念繼承與創新,以及如何從法定機制下監督制衡。其次是因應時局變化的過程中,如何進一步學習現代化管理,避免人事糾紛成為組織崩潰的起點。
以上結構性問題的存在並非源於創建者毫無遠見,而是政局詭異多變下,華教運動如何抗衡種族文化霸權。華教運動從動員草根,凝聚社會共識、直面單元或種族主義,要把運動鬥爭成果進入建制過程。從上世紀六零年代至九零年代,華教運動幾乎都在「以戰養戰」的動員狀態,或「做了再說」的激進心態。
當董教總負責的業務越複雜,意味著面臨的利益關係越龐大。到了最後,背負龐大利益關係的組織還能回到初衷領導運動嗎?葉鄒事件顯然把這項複雜的問題浮出檯面。當然,我對事件過程發展不感興趣,只想藉此說明華教運動在九零年代後期,未能及時沉澱,思考如何進一步建制化、轉型,自此埋下亂源的種子。
以創辦新院為例,除了強調南洋大學精神繼承者外,一開始並非以大學規模和管理方式來制定方向。所謂大學規模係指是院系等課程規劃,以及最為重要的「教授治校」理念——建立一個以學術人員為主體的校園社區,重大決策由學術人員集體決定,行政層只能遵循執行。然而新院創辦至今,並未朝著這個方向前進。除了依賴董教總過去在運動中累積的資本、宣揚的教育理念和動員籌款外,自身累積似乎無法應付日益競爭激烈的高教市場。加上董教總與新院的共生關係,董總風波更讓新院陷入低潮。
新院尚且如此,偏於一隅的南院同樣與南馬華社華團千絲萬縷,也無法從人事糾葛中擺脫宿命。
兩所標榜華社高等學府的機構,在同一華教運動史的脈絡中誕生,同樣強調南洋大學精神,也同樣擅長從華社的文化資源中尋求華社的精神餵養與眷顧。在組織結構上,兩校主要董事成員皆來自華團,對學院的管理方式與思維價值均有類似之處,差別只是體現在董事的干預程度。
(照片來源/weehingthong.wordpress/光明日報)
循制度途徑解決南院爭議
因此,兩者長期面對同樣問題:作為一所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如何平衡董事與學術成員之間的角色?如何與所謂「華社」和華團區隔?新院和南院必須面對全國市場競爭,尤其1996年教育法令實施以來,高等教育領域開放,容許私人資本進入這一市場,令本國高等教育領域從公領域逐步趨向私領域。其結果是學生進入高教門檻降低了,也造成高教領域的商品化、資本化。
當聖誕節前夕聞悉南院事件時,朋友圈裡出現兩極反應:一「怎麼成了公共議題,擺上報章頭條?」;一是「從新院、董總,再到南院,緣何風波一再出現?」《東方日報》大喇喇的標題似乎提醒了華社,還需要繼續去關注華教發展嗎?不少朋友積極參與近十年的公民運動,卻未必定關注華教課題。回到友人的質問:南院事件算得上是公共議題嗎?——這種問法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華社思想意識的改變。何啓良批評的各項問題,實際上可按學術規範循體制途徑解决。
舉例而言,南院大學升格為大學後,校長委任程序應當重新啟動。原來院長回歸自身所屬的領域院系,以同等職稱繼續擔任院長。其程序可對照昔日英國諾丁漢大學如何禮聘中國院士、原復旦大學校長楊家福當校長。當然,若要深入探討宜另文再議。我想強調的是,了解大學之謂大學,除了硬體設施外,還要真正了解學術管理和理念是怎麼回事。如此,華教兩所大學機構方能在2016年重拾步伐,擺脫人治本位,建立學術體制,繼續向前邁進。
曾維龍 |
七字輩,任教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碩論專注於二十世紀90年代華社知識分子的評論寫作和話語實踐分析,博論則探討馬華文學經典化、建制化的問題。數年前有幸參與社運,編有《黃絲帶飄揚:2006馬來西亞反對媒體壟斷運動實錄》。2012年與羅彩綿合撰出版《翠鳥蟲鳴•希望人間》,內容收集雙溪毛糯麻風病院社區的口述歷史,講述院民与老人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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